近日，一位朋友转发给我一篇载于《世纪中国》网站的文章，署名“晨曦”。该文对我的论著《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5月出版）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批评。在细读完晨曦先生和《世纪中国》网编辑先生的文章后，我反复检查了我的论著，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错误。在此，我想借《世纪中国》网的一点篇幅更正它们，并向读者致歉。
一、晨曦先生首先批评我没有弄清德沃金的“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区别，把他的“权利”写成了“权力”。经核查，我发现是电脑打字错误所致。不过，我理应承担未能校正这一错误的责任，并感谢晨曦先生的指正。
二、在撰写《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一书之“福柯的后现代理论”、“鲍德里亚尔的后现代主义”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三章时，除了一些法文著作外，我还阅读过D．Kellner和S．Best合著的“PostmodernTheory：CriticalInter?rogations”一书。相比较而言，该书条理清晰，所使用的原始材料具有典型性，读后对我启发较大。为了完整与准确地介绍这几位思想家的理论要点，我曾根据自己对他们思想的理解，参考和借鉴了包括D．Kellner和S．Best合著的这本书在内的一些论著对他们思想要点的部分叙述内容与表述顺序，并且尽量与我在国内能找到的他们的法文版或英文版原著进行核对，标明它们的原始出处。遗憾的是，我未在参考书目或后记中注明参考过Kellner和S．Best合著的这本书，这有违学术规范的要求，也反映出本人治学不够严谨。今后，我会以此为鉴，对自己的作品慎之又慎。此外，由于疏漏，我在《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一书中把一个出自《性经验史》的引文的法文原版的页码还是标成了该书的英文版的页码。晨曦先生和《世纪中国》网编辑先生的批评是正确的，在此，我谨致谢意。
三、《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是我个人的作品，该作品中的任何失误理应由我个人负责。
（转自“世纪中国”网站，上网日期2001年0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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